跟曹公学文化宋朝的自由和兼容性(上)

 
史尧弼在《策问》中认为:“惟吾宋二百余年,文物之盛跨绝百代。”陆游在《吕居仁集序》中也认为:“宋兴,诸儒相望,有出汉唐之上者。”
 
宋朝(960年—1279年)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,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,共历十八帝,享国三百一十九年。这三百多年里,后世虽认为宋朝“积贫积弱。其实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。咸平三年(1000年)中国GDP总量为265.5亿美元,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.7%,人均GDP为450美元,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,其实,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。
 
为什么宋朝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高峰,已经开始繁荣的城市和手工业,科学成为中国历史最繁荣时期,源于宋朝时期的自由和包容性。
 
宋代为了防止成为短命王朝,按照宋太宗的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,”从政治到军事,从中央到地方,逐步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,把政治、军事、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。为什么加强中央集权,整个社会反而表现成自由呢?
 
1、 不杀文官的宽容政策。
 
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:“藏于太庙,誓不诛大臣、言官,违者不祥。”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,较为文明。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,一般也不开杀戒。宋人称“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,小亦鞭笞。太祖皇帝以来,始礼待士大夫,终始有恩矣”。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,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,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宋不杀文人,风气较为宽松。遇到事件官员、学生、百姓可以上书言政,百姓有一个较为通畅的宣泄压力、上达天听的渠道。
 
2、 开放的科举制度,为阶级固化提供一个上升空间。
 
宋朝科举考试更加强调程序的公正,更有利于寒门子弟脱颖而出。宋太宗时,又创设“封弥制”,即将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、年甲、乡贯等个人信息密封,代之以字号,又叫“糊名考校”。这样考官在评卷的时候,由于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,就算想给熟人卖一个人情,也无从下手。(今日的高考评卷还沿用宋人发明的封弥制)。不过,“糊名考校”并不能完全杜绝考官徇情,后来朝廷又设立“誊录制”,堵住了“封弥制”的制度漏洞。所谓“誊录制”,是说每一份考生交上来的试卷,都要经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,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。锁院制、封弥制与誊录制的推行,使得宋代科举的考试程序更为公平,“一切以呈文任去留”,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。从中受益的,当然是那些朝中无贵人、胸中有才学的寒门读书人。
 
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,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。据研究者统计,两宋三百余年,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,是唐—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、元代的近100倍、明代的近4倍、清代的3.8倍。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,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。从南宋宝祐四年的《登科录》来看: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,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,官宦子弟只有184名,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。
 
“《宋史》列传中的北宋人物,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,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,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,时代愈晚,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;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,情况也大体相似。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,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,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,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。”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,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。
 
3、 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。
 
百姓可以迁徙自由,宋代户籍制度下,百姓的人身束缚得以减弱。宋代商品经济发达(商业税收收入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农业税),农民弃耕从商十分常见,如南宋初,岳州农民“自来兼作商旅,大半在外”。没有田产的客户则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,按宋代法律,客户退佃离开时,地主不得阻挠。宋代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,这一时期城市是开放的,商人、佣工、流民……任何人都可以流入,如建康府曾为“留都之地,四方失所流徙之民,往往多聚于此,皆无作业”。
 
宋代实现居留一年可落户京城,这是中国历史最宽松户籍制度。宋朝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:人们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1年以上,便可获得当地户籍,京城也不例外。曾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曾布对此感叹说:“古者乡田同井,人皆安土重迁……近世之民,轻去乡土,转徙四方,固不为患,而居作一年,即听附籍,比于古亦轻矣。”
 
王安石曾留下记录:“古者乡田同井,人皆安土重迁,流之远方,无所资给,徒隶困辱,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,轻去乡土,转徙四方,固不为患。而居作一年,即听附籍,比于古亦轻矣。”可以说,正是这类户籍制度的宽松和完善,才使得流动人口的管理趋于安定。也为为南北宋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。使人口向繁荣城市流动。比如当时的开封,繁盛期,就有150万以上的居民,如此庞大的住户中,流动人口占据了不小的比例。
 
宋哲宗时期的殿中侍御史孙升,如此描述当时城市一些情况:“货殖百物,产于山泽田野,售之于城郭,而流通之以钱……城郭乡村之民,交相生养,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,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。城郭之人,日夜经营不息,流通财货,以售百物,以养乡村。”是不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城市化。
 
形成了“草市—市镇—城市”的三级市场网络体系。宋代商业繁荣体现在城市,同时也表现在集镇和农村市场。宋代出现了汉口镇、佛山镇、景德镇、朱仙镇四大商业名镇。与此同时小贩、货郎走街窜巷,活跃了农村市场,丰富了农民生活。
 
4、 重视商业,南宋还走了外向型经济之路。
 
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都采取“抑商”的政策 而惟独宋朝例外 宋初 太祖赵框胤就言“多积金 市田宅以遗子孙
歌儿舞女以享天年”以博民富 后 宋太宗也号为“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” 神宗在位时”尤先理财” 令众“政事之先
理财为急”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
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。宋很重视经济发展,民间较为富庶。宋代是中国民间贸易、海上贸易最发达的时代,有人计按照现在的GDP算法计算,宋代远超所有朝代稳居第一。
 
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。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甚至成为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。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,成为当时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国家。同中国进行海路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十分广泛。据《诸蕃志》记载,同中国进行海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。其中以阿拉伯半岛和马来群岛的国家为主,东方以朝鲜和日本为主。甚至宋代海外贸易拓展到了欧洲和非洲的不少国家、地区。
 
5、 城市实现开放管理。
 
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绝的格局,打通了商业区(市)与居住区(坊)的坊墙,取消了城郭区别与宵禁制度,实行开放式管理。这就促进了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城市的转化,工商贸易与文化消费的成分大为增强。城镇化速度随之加快,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;大中城市外围构筑了以县镇为拱卫的网络,市集则星罗棋布于网络末梢。城镇网络为城市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平台,商品经济也随之飞跃。不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,甚至文化消费,也都进入了流通领域,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型。11世纪初叶发行的“交子”,作为最早的纸币,标志着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。
 
虽然宋朝加强重要集权,,对解决藩镇割据,维护国家统一,起了重要作用,通过多种收到,是整个社会反而呈现出一种自由一种社会风气,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!
2018年9月29日于宜昌市夷陵区吾同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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